當前,隨著克裡米亞公投後迅速入俄,烏克蘭發展走勢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註。錶面看,當前烏克蘭亂局主要是西方與俄羅斯大國角力所致。但外因裝潢通過內因才起作用。正是由於烏克蘭政壇亂象叢生,才為外部勢力插手干預提供契機。更具體地說,烏克蘭當前亂象的禍根,始於1991年獨立時移植的西方政治制度。正是由於西式民主“水土不服”,才使烏克蘭陷入“民主化陷阱”。
  烏克蘭原來是前蘇聯usb非常富裕發達的加盟共和國,工業體系完備,礦藏資源豐富,交通設施發達,地理環境優越,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但獨立二十多年來,經濟水平始終沒有恢復到獨立前水平。
  既然很多人都說“民主是個好東西”,為何這種西式民主制度移植到烏克蘭,卻成為“壞民主”的典型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好民主”本來就是奢侈品,它的正常運行需要若干條件(如較高的經濟水平、龐大的中產階級、成熟的政黨制度、具有共識的政治文化等)。除此之外,還需要國家完整、國族整合,民眾具有共同的國族認同。否則民主化只會加劇民眾間代償種族、教派對立。烏克蘭恰恰缺乏這些條件。
  在歷史上,烏克蘭從未作為獨立國家存在過,烏克蘭東部(第聶伯河以東)從1654年起就被俄羅斯統治,擁有全國70%的工業,人口以俄羅斯族為主,主要信仰東正教。西烏克蘭地區從l4世紀直到l939年都屬於波蘭等國管轄,當前主要以農業為主,居民主要是烏克蘭族,信仰天主教找房子。克裡米亞地區是l954年為慶祝俄烏合併300周年,赫魯曉夫將其併入烏克蘭的。這種獨特的歷史經歷和地域隔閡,使烏克蘭東西部居民政治態度迥然不同:克裡米亞和東部地區居民天生親俄;西部居民則親近波蘭和歐洲,將自己視為歐洲一部分。
  按正常情況,民主政京站美食治多元競爭以及政黨力量組合的標準應該是基於觀點、利益等後天性分歧,而不是先天性的教派、種族或地域差別。但烏克蘭人的種族、地域認同強於國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在這種情況下,烏克蘭啟動民主化進程,反而將東西部潛在的種族、地域差異日趨激活。例如,l994年總統選舉中,克拉夫丘克獲得西部l3個州多數選票,其政治對手庫奇馬則贏得東部各州支持。2010年選舉中,中西部民眾大多支持親西方政治家季莫申科,東部選民則支持親俄的亞努科維奇。來自不同地區的領導人政治主張各異,而且互不妥協,使國家內訌不斷,內外政策左右搖擺,難以在重大問題上(如烏克蘭加入歐盟以及面對俄羅斯出兵等)形成統一意志,由此會導致政治動蕩乃至國家分裂的危險。
  獨立二十餘年,烏克蘭國內裂痕非但沒有消融,反而越發擴大。民調顯示,烏克蘭獨立17年後的2008年,仍有l2.5%烏克蘭公民沒有將烏克蘭視為祖國,31.5%居民不以烏克蘭公民身份為榮。烏克蘭東部俄羅斯族聚居區域(特別是在頓涅茨克和克裡米亞地區),這一比例更高。有學者乾脆將2014年烏克蘭東西部對立稱作“文明的衝突”。
  這種因民主化而導致族群分裂的情況,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共性問題。例如,伊拉克在美國“民主改造”後,遜尼派、什葉派和庫爾德三大力量矛盾加劇,利比亞在卡扎菲倒台後出現部族間群雄割據的四分五裂狀態。
  由此說明一個簡單道理,政治變革事關國家興衰和根基穩固,不能“隨大流”,更不能“瞎折騰”。衡量政治制度優劣的關鍵,主要是看這種制度是否實現富國強民,增強綜合國力,而不是實現所謂“民主化”。因此政治制度選擇一定要結合國情、民情、社情,而生搬硬套很容易“畫虎不成反類犬”,使國家深陷“民主化陷阱”。習近平主席曾說過,“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這種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科學態度,遠比西方抽象的“普世價值”更適合第三世界國家。
  (田文林,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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